澳門的博彩業有著長久的歷史，從1937年至2002年的博彩壟斷經營，到2002年後博彩專營權開放，與澳門社會及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透過澳門博彩業的最前線員工—莊荷的視角，剖析澳門博彩業從壟斷到自由化的制度轉變中，小費薪酬制度所帶來的問題，並指出後期莊荷與博企的勞資糾紛中，莊荷積極的維權行動成功推動博彩業自由化政策及積極監管博彩業的發展，如何塑造著政府、博企、莊荷、以至澳門社會力量互相交織的政治角力。 研究發現，澳門博彩業在市場壟斷體制的大環境下，小費薪酬制度不能激勵莊荷提供良好的顧客服務，博企反而巧妙地利用這制度作為對莊荷及其他博彩從業員的勞動控制手段，父權式的管理及小費制度所帶來的高薪酬，成為莊荷自願同意於博企建立的勞動製度。後來博企自由化政策實施，為莊荷抑壓以久的維權抗爭帶來契機，他們的自主性及積極參與亦改變了日後博彩業的生產政治。另一方面，外資博企為員工提供包薪制度，小費作為保持同意的作用消失，而政府對“莊荷職位不輸入外勞”的立場便取代了小費在勞動過程中對莊荷的控制作用。莊荷職位因而變得政治化，被勞動階層視作維護本澳居民就業的最後一度防線，亦被征服用作勞動階層維穩的政治工具。政府、博企、勞工團體及社會各方均在這場政治「遊戲」中角力，政府在平衡各方利益及訴求，同時利用這立場來維護其管制和政治利益。 關鍵詞：莊荷、小費薪酬、勞動控制、同意、生產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