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政府開始了對國有企業的渐淮式改革的進程，在各項改革政策措施中，股份制改革政策既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全國性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措施，也是現階段影響範圍最廣、地位最高的國有企業改革舉措。本文主要通過對中國電信業三家大型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案例的研究，運用政策評估的效益(即政策的效果對政策目標的實現程度)標準，從股權籌資、提升企業經濟效益和建立企業制度三個方面來部估“股份制改革”政策,並對政策偏差及偏差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 本文認爲，股份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首先，股份制改革後，通過股權籌資的方式吸引了大量社會閒散資金，彌補了國有資產量的不足;其次，經過股份制改革，短期内企業部分或整體的經濟效益得到了提高;最後，股份制改革爲企業建立以法人治理結構爲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提供了契機，各企業均成立了法人治理結構的框架。 然而，現階段的股份制改革與當初所設定的改革目標相比，還存在一些比較明顯的偏差:首先，股權籌資的數額非常有限，境内社會資本利用不足;其次，股份制改革對企業經濟效益的提升作用有限;最後，目前的法人治理結只是框架和空殻，股份制改革並沒有使企業形成實質上的現代法人制度。 從理論上來說，股份製作爲一種企業形式，它的作用在於籌集資金、提升效益，並能夠促使企業形成完備的法人治理結，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的情况並非如此，本文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股份制改革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其在理論上的所具備的功能並沒有全部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