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問题，困擾著全世界大多数國家的政府與社會，各國政府均以不同的法律手段懲治。 無例外地，貪污腐敗行爲亦常見於中國大陸、澳門及香港。由於經濟發展過程不盡相同，中、港、澳的貪污、受賄模式亦異。本文把香港六、七十年代的貪污、受賄模式舆澳門及中國大陸在八、九十年代的對比，兩者竟出奇地相似。 本文就相關的腐敗行爲，從法律、行政監督以及社會文化三方面，探討中國大陸、澳門及香港的貪污、賄賂問题。 另一方面，亦就三地反貪污專責機構作比較，當中以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時間最長，而反貪成效亦最卓越，同時更直接間接促使澳門及中國成立相關機構。但由於作爲支撐的法律框架不一，工作的重點不同，因此效果也不盡相同。 本文亦就不同時期，三地法規的完善、執法上的缺失，以及文化層面上的不足作出分析。 在懲治方面，三地雖屬同一主權，但法律體制不一，因此對防治貪污的法律、行政監察亦異。由於法律界定的不同，引致在香港構成貪污、受賄罪的一些行爲，在中國或澳門均不構成本罪。亦有在中國、澳門受規範的據位者，在香港則不受相關的規範。 從三地法律層面的比較中，可見三地防治貪污、受賄的法律各有其優缺點、香港的涵蓋範圍廣泛遍及各私營企業，雖有助提高整體道德價値觀及營商環境，但卻涉及更大的人力、財力資源。但另一方面郤未把香港行政長官列入規範内，雖有其歷史因素，但卻是法治社會所罕見的缺口。 中國大陸犯罪主體的收窄，則有助集中有限的資源，查處最損害政府廉潔的核心問題。但由於單位犯罪刑罰超輕，卻又爲貪污、受賄者打開一道安全網，從本文所舉實例及比較列表，可證單位受賄罪的訂立，不利懲治貪污者。 至於貪污、受賄罪可處死刑的爭論，非始自今日，中國大陸學者持正面意見者眾，本文則從國際趨勢、跨境合作、實質嚇阻力等多方向剖析本罪可處死刑的弊端。 在具體操作層面，中國大方面，雖然各類反腐倡廉的政策、法規達三百多種，但對於身處高位的公務員的查處，執政黨黨系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仍佔主導地位。本文透過與兩位曾任及現任檢察院人員的訪談，及其他文字資料，就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反貪懲腐工作中的角色作說明。 本文並列舉澳門執法部門多年來均迴避執法的幾 個較明顯例子--受規範的主體，包括專營機構、信用機構等，對法律規定視若無睹，但執法部門既不執法、行政當局也不提請立法機關修法的現狀，以至對於社會非議的送禮文化亦無法作出法律規範的種種情况，以説明澳門立法滯後嚴重。